在當下的中國,“裸商”屬于數目不詳的隱秘群體。
“裸商”的出現,被稱為尚未完成產業轉型的“民企的迷茫”,而隨同這股富豪移民潮一起浮現的,則是中國企業家群體的另一種“生態”。
27%企業主已移民
自俏江南董事長張蘭改國籍事件引發的富豪雙重國籍討論,曾盤踞社交網絡熱門話題多時。關于潘石屹將名下財富轉移到外籍妻子名下的“裸商”傳言從未間斷。在公眾關注與“語焉不詳”并存的矛盾“語境”中,中國裸商一直以來都籠罩在若隱若現的面紗之內——雖然公眾輿論對其的指責早就相當鮮明。
2013年5月7日,招商銀行和貝恩管理咨詢公司聯合發布的《2013中國私人財富報告》顯示,2012年中國個人總體持有的可投資資產規模達到80萬億元,可投資資產規模超過1000萬元的高凈值人士超過70萬人。該報告稱,境外投資成為中國私人財富市場的主要增長點。
報告還發現,隨著資本全球化時代的到來,高凈值人群跨境多元化配置的需求日益顯著。在受訪者中,超過30%的高凈值人士持有境外投資,且未來兩年內預計進行跨境多樣化資產配置的高凈值人數會進一步增加。在此前的《2011中國私人財富報告》中就曾披露,個人資產超1億元的大陸企業主中27%已移民,還有47%正在考慮移民。這些富人選擇移民的原因除了方便子女教育、保障財富安全,還包括為未來養老做準備——“裸商”群體正是由此催生。
援引業界的定義,“裸商”是指通過投資移民方式將資產和家庭轉移出境,而本人仍在國內經商。每年在國內舉行的房展會上,海外置業版塊總是會吸引富豪們的目光。在海外投資房產,往往正是“裸商”的首選。
浙江商人張杰(化名)是“裸商”群體中的一員。從2006年開始,他的生活一分為二,一半在南半球,一半在北半球。張杰攜家人已定居澳大利亞,而他本人仍不時需要回到國內打點生意。歷時7年,他對目前的生活工作狀態均已習慣。據他所述,身邊的一些企業家朋友中有部分人也已成“裸商”。
一直以來,公眾對于該群體的質疑集中于“財富的漂移”。
援引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社會發展研究中心主任喬新生的觀點,“裸商”現象和大量富豪移民的存在,“體現了外需收縮后尚未完成產業轉型的民企的迷茫”。喬新生認為“財富出逃最重要的原因”是其擁有者“對目前市場投資抱有不確定性以及對私人財產保護缺乏信心”,“當然也不排除為非法收入獲取合法身份的可能”。
資料顯示,在一些內地富商的移民案例中,最普遍的一個問題就是資產來源不明。這種存在于中國富裕階層的“原罪”問題,將“裸商”的財富漂移變得更加盤根錯節。
企業家缺乏安全感?
“移民但不移居”的“裸商”一直備受國內輿論的質疑。喬新生認為,富豪移民不僅帶走了大量財富,也帶走了頂層的智慧,容易造成深刻的社會危機和金融問題。
爭論永遠都有兩種聲音。有觀點認為,處于在商言商的角度,“裸商”愿意犧牲與家人的團聚時間也要回國繼續經營事業,但歸根結締,亦是他們個人生活的選擇。張杰坦言移民澳洲的初衷是為了孩子的學業,像他這樣的情況,在其他“裸商”中很普遍。
移民法學者、北京理工大學教授劉國福認為富豪移民、資產外流并不意味著資產從中國消失,因為“中國人無論到哪里,做的生意主要與中國有關。如果他們帶出去的資產仍然用來同中國人做生意,那么這筆資產就沒有完全流失。”
“政府應好好反思移民潮,移民是一個信號,企業家缺乏安全感。”經濟學家張維迎這樣表示。喬新生則呼吁要看到“裸商”回國經營事業的另一面:“這充分說明中國的市場依然被看好”。“只要國內宏觀政策以及稅收政策等作出相應的調整,創造有利于企業發展的環境,為其提供優良的發展平臺,‘裸商’最終還是‘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廟’。”喬新生認為。
無論出于何種原因成了“裸商”,在國內企業界,“裸商”終究只是其中的一種另類生態,出國移民并非所有富豪的抉擇。在著名的“不移民企業家”中,三一重工董事長梁穩根是一位典型的代表。這位經常被問到是否移民的企業家曾公開表示:“我為我是中國人而感覺非常的自豪,我現在沒有移民,我的兒子沒有移民,我的老婆也沒有移民。”(記者 汪靜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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