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一季度，中國GDP年增長率為7.7％。雖然這一數字相對8.2％的普遍預測來說不算太糟，但很多人預計中國經濟將延續上一季度的回升勢頭，而世界各地的中國懷疑論者則迅速利用這一數據大做文章，稱擔心經濟停滯，甚至出現可怕的二次衰退。

　　若較為緩慢的GDP增長，反映出的是全世界最活躍的經濟體已經出現期待已久的結構性改革，那么它對中國而言就是件好事。這個改革的大輪廓眾所周知——從出口、投資導向型經濟增長向更多由國內個人消費支撐的經濟結構過渡。鮮為人知的是，再平衡后的中國增長率將有所下降。

　　再平衡后的中國可能增速放緩的原因很簡單：在服務主導的消費者需求增長的推動下，中國的新模式將增添勞動更加密集的增長配方。相關數據似乎佐證了這一點。中國服務業每創造一個單位的GDP，所需的勞動崗位比制造業和建筑業要多約35％。

　　這個數據有著巨大的潛在影響，它意味著中國能以7％－8％的年增長率增長，同時還能實現其就業和減少貧困的目標。中國一直很難在增長率低于10％的情況下實現上述目標，因為在舊模式下，每個單位的產出并不能產生足夠的工作崗位。隨著中國制造業不斷向價值鏈上端移動，公司日益用最先進的機器來取代工人。因此，其經濟模式催生了一種勞動集約、資本密集的增長變量。

　　從某種程度上說，這合乎情理。對基于制造業的經濟體來說，資本與勞動力的互相替代是現代生產力策略的核心。但這使中國陷入了難以自拔的泥潭：隨著每單位產出所提供的工作崗位越來越少，中國需要更多產出來吸收其剩余勞動力。最終弊大于利。舊的生產模式在上世紀90年代初期推動了前所未有的人均收入20倍的增長，但同時也埋下了資源過度消耗和環境惡化的隱患。

　　從很多方面來說，服務導向型增長能矯正“不穩定、不平衡、不協調并最終不可持續”的增長模式。然而服務業提供的不僅是勞動密集的增長路徑。相對制造業，它們使用的能源更少，碳排放量低。服務導向的模式給中國提供了一個選擇，即一種對環境更有益、最終也更可持續的經濟結構。

　　由此斷言服務業主導的低增長率轉型已經近在眼前，還為時過早。最新數據暗示了這種可能性，第三產業（服務業）在今年一季度以8.3％的速度擴張，其增速比第二產業（制造業和建筑業）一季度7.8％的增長率高出0.5個百分點。但要證明中國經濟的深層結構發生了重大改變還需要更多數據來支撐。

　　毫不意外，中國懷疑論者也對最新的增長數據做出了截然不同的詮釋。他們最擔憂的是影子銀行會引發信貸泡沫，中國可能會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很多高增長的新興經濟體在發展到中國目前這個階段時都陷入了持續的增長放緩。中國也未必能幸免。

　　如果中國能展開以服務為主導的消費激勵性的再平衡，這種情況就不大可能發生。但如果中國無法成功實現再平衡，發達國家疲軟的外部需求將持續遏制其出口，迫使中國在信貸和投資主導的增長模式上加大賭注——這實際上等于對破壞環境的資源密集型增長加倍下注。但我依舊對中國新的領導班子很快將實施新模式保持樂觀。

　　金融市場以及缺乏增長的發達國家并不樂見再平衡后的中國經濟增長自然放緩。資源行業——像澳大利亞、加拿大、巴西和俄羅斯這些資源型經濟體——都已經對中國過去那種不可持續的極高速增長張力形成了依賴。

　　中國的消費者主導增長模式對美國來說很可能成為問題。畢竟私人消費增加意味著中國的儲蓄盈余終結——再也不能被無限期循環利用，并轉化為美國國庫券等美元資產。那么誰將為美國的預算赤字提供資金呢？

　　中國必須接受其勢在必行的再平衡帶來的增長放緩，世界各國也需要找到相應對策。

　　作者史蒂芬·羅奇任教于耶魯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