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存在必要安全網(風險基本可控)下的倒逼式改革，可能仍是中國這一階段改革的基本組織模式。

　　對于中國當前的經濟困境和風險，共識越來越多。因此，關鍵不是如何形成對宏觀形勢的判斷，而是如何直面現實進行戰略抉擇，并采取合適的方式，共度時艱，實現鳳凰涅，浴火重生。

　　我國經濟處于轉型期

　　必須直面轉型風險

　　2010年以來，除個別季度(如2011年第一季度和2012年第一季度)外，我國GDP處于持續的下行過程中。導致我國經濟下行，既有短期的需求因素，也有長期的供給因素。我國已處于長期的經濟增長階段的轉換期，經濟內在增長機制需要發生變化，潛在增速已下降。雖然維持我國過去30年高速增長的結構性增長動力仍然存在，但都已趨于弱化;資源稟賦 (勞動力、資源、環境)特別是人口紅利已在減弱甚至逐步消失。經濟維持在7%～8%水平的增長，將是常態，且不會帶來任何負面沖擊。我國需要在心理上和政策上，接受并適應這種經濟增長常態。

　　更重要的是，我國經過30年的快速增長，經濟增長機制已悄然發生變化。具有明確方向，能集中資源辦大事的領域和機會快速消失，跑馬圈地式的粗放擴張時代基本結束。未來我國的經濟增長將從粗放走向精細，專業化程度進一步提升，以生產為中心轉向注重提升生產效率，并以消費需求為中心。我國將進入成本節約、效率提升(包括兼并重組，提高行業集中度)、分工深化、需求導向的新階段。專業人才和降低社會交易成本(建立社會互信為基礎)的機制的作用更加突出。

　　我國的增長動力結構也已發生轉換。改革開放以來，支撐我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動力，主要是三大轉型：農業、農村向工業(漸次經歷輕工業、耐用品工業、重化工業)、城鎮轉移;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放權讓利、商品價格的放開、要素市場的有限放開);封閉經濟向開放經濟轉型。2002年以來，主要是三個經濟循環支撐：土地收入和融資平臺——房地產——金融擴張和影子銀行;世界流動性過剩和消費、房地產泡沫——出口部門的快速發展——外匯儲備激增，支持世界流動性過剩;農民減負、糧食豐收——消費增長。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爆發，與世界相聯系的增長鏈條斷裂，隨后緩慢增長，不再成為經濟快速增長的動力。2013年以來，受收入預期和實際增長放緩，以及一些短期因素影響，消費也不再高速增長。中國經濟的增長，依賴于不可持續的“土地——房地產——影子銀行”結構。

　　不論是高速增長時期，還是相對較低增長速度時期，只要系統適應了，都能良好運作，但我國目前正處于這種轉換過程中。我國已結束了高增長的青少年期，正要步入平穩增長的壯年期，但這過程需要面對“中年危機”：一是需要轉換增長機制;二是需要將資源從原有的增長結構中轉移出來，并配置到新的增長結構中;三是需要適應這一階段老百姓新的需求，特別是對公平正義及安全的需求。如果系統沒有及時轉換，過多的資源仍被錯誤配置到原有增長結構上;如果過于關注物質的生產，忽視了社會需求，轉型的風險和成本將更加巨大。國際經濟復蘇遲緩，也處于階段底部，以及我國經濟短周期下行、應對金融危機的大規模刺激政策后遺癥等，都加劇了轉型的難度和風險。

　　必要的市場調整和體制機制改革是唯一出路

　　當前環境下，存量調整不可避免，也是建立新的體制機制所必需的。在經濟趨勢性下行階段，結構調整不得不進行部分的存量調整，表現為經濟上的“去產能”和金融上的“去杠桿”。當前的金融風險(民間借貸和不良貸款率反彈，地方資金緊張)，是經濟結構調整和增長方式轉換的一種必然反映。這既是對過去錯誤的一種糾正，更是新的發展周期對過去發展周期的一種糾正。

　　我國需要四類政策：一是糾正市場上對政府和央行無限救助的預期，實施中性偏緊的貨幣政策以抑制金融體系的過度擴張;二是需要為實體經濟的“去杠桿”過程的兼并重組、失業救助等提供必要的政策條件;三是為經濟的新增長點、新的投資創造條件;四是要有切斷金融調整的方案以及應對經濟“去杠桿”過程負面沖擊，包括社會穩定、擴大內需和金融風險化解的預案。這個過程中，關鍵是合理引導并調整市場預期，使預期調整和“去杠桿”過程較為平穩。

　　成功進行體制機制改革的關鍵，是要在存量調整引發的連鎖反應中，保持系統穩定，并構建新的發展機制。經濟結構是特定經濟、社會，甚至政治、文化制度、機制運行的累積結果。結構調整的背后是發展機制的轉變。轉型過程往往伴隨著動蕩，是創造性破壞的過程，有“破”才能有“立”，有“立”才能真正“破”，是風險暴露(承擔成本)和新機制形成的過程。

　　構建有助于良性循環的安全緩沖，是保持系統穩定下經濟充分存量調整的前提。我國還需要借助我國特有的資源，在經濟和社會上，為通過調整以激發內在增長動力爭取必要的空間和時間，成為重獲市場信心，在“立”的基礎上真正“破”的關鍵。相對于歷史上其他處于我國當前相同發展階段的國家，我國具有獨特的資源優勢：一是擁有幾十萬億元的國有資本;二是擁有3.5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三是中央政府的財政赤字和債務水平較低。我國應充分利用這些難得的條件，為我國這一重大階段的體制機制轉換創造條件，構建社會、經濟和金融三道緩沖。如可考慮通過減持國有資本等方式，構建有效的社會保障、救助等安全網，是短時間內不引發較高通脹、提高社會結構承受經濟下滑能力的方法之一。又如，可通過外匯儲備的運用，結合人民幣國際化，鼓勵企業走出去，支持國際新興市場國家(如現在活躍的印尼、越南、巴基斯坦及非洲的部分國家)加速工業化進程，客觀上增加對我國的需求，主動構建適合我國需要的全球經濟發展格局，平緩我國“去產能”和“去杠桿”的速度。還如可發行特別國債，在條件成熟時置換地方政府債務等。

　　新體制機制的核心，是重塑政府、社會和市場(經濟)三者關系。市場仍將是資源配置和社會運行的主體，但這種市場既需要政府為市場提供規則保護，又需要政府為市場失敗者、弱勢群體提供必要的保護，轉型期還需要政府為轉型提供推力和動力。當前我國政府管制、尋租、設租多，但合理規制、公共服務少。追求經濟效率的市場引發了不安定的社會，需要社會政策適應并彌補。社會需要為這種經濟運行提供一個心靈的港灣。為此，充分發揮市場內在壓力和動力、政府集中資源的現有能力，正確發揮政府職能，順應并引導經濟、社會轉型，并在此過程中完成政府職能轉變，提高執政效率，是重中之重。這是“為他人做嫁衣”、“功成身退”的過程，既需要勇氣和魄力，需要強烈的歷史責任感，更需要駕馭轉型大局的能力。

　　金融改革和發展有助于催生并加速形成符合未來發展機制的經濟結構，但在舊機制中，金融并不具有破壞原有機制，形成新機制的動力和能力。經濟、社會和政府內在的壓力及三者之間的不協調，是在孕育和形成新機制過程中，為推動改革凝聚必要的動力和推力。機制不會憑空產生，需要在調整過程中形成和完善。在存在必要安全網(風險基本可控)下的倒逼式改革，可能仍是中國這一階段改革的基本組織模式。(作者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